2018年文山烟草专卖局招聘考试申论热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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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负担重在哪里?

说起农村问题，大家差不多都能想到农民负担。对此，中央三令五申务求减轻，地方政府也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社会各界普遍关注。一句话，农民负担重了。笔者身为局中人，以平日的所观所想，试作浅析。

1、农民支撑基层政府和地方事业发展成本过高。按目前体制，村级组织和乡镇人员工资都是由自己解决。在贫困农村就是演变为农民供给。按我们地区负担水平计算，每100农民要负担1名村干部，每40农民要负担1名乡干部。这是人头经费，还有办公费的支出等，仔细算起来，负担就不轻。我们地方人员编制控制较紧，据测定，许多地方远远超过这样的比率。象近期媒体报道西部某县9个农民供给1名财政人员，那么农民这方面的负担也比我们地方重。乡镇是最基层的人民政府，一级政府一级财政，所需地方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农民的负担。社会保障、义务教育、交通建设、民兵训练等等，上级政府和部门只能给予少量的补贴，投资主体还是农民，但往往其受益权又归部门占去了。所谓“人民公路人民建，建好公路为人民。”就是一例。公路建起来了，有了规费收入，公路局、交警队争先恐后拿去“以路养路”。政府的收入主要*税收，农村经济基础普遍薄弱，税源有限，但又要运转和发展，客观上也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我国实行分级办学体制，谁家的孩子由谁抱，乡镇政府为义务教育也是劳碌奔波。以我镇为例，每年仅教师工资需320万元，而每年的工商税收才102万元，教师的工资不能不发，社会公益事业不能不搞，余下的缺口只能从农民手里拿钱补。其实农村的工商税收大多也是农民中的从业人员交纳的。他们农闲时务工经商，农忙回家种地，为地方交纳两种税款。尽管如此，教师工资往往不能按时发放，教师有意见，农民负担重，更有意见。据统计，农民支付上述负担占到整个负担的80%左右。

2、农业生产效益低下凸现农民负担不轻。按目前计算农民当年纯收入方法，农民收入中有很大一部分不是来自农业。当前我国大多数地方农业生产出现地区性、结构性矛盾，农产品相对过剩，导致销售不畅，如卖猪难，粮价*等，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民上交各种税费就有一种无奈的情绪。如果减轻了负担就意味着增加了收入。但政府各项支出并不能因为农民减收而减少，农民必须照样负担不误。象今年我们许多地方的农民辛辛苦苦种西瓜，到头来只卖0.1元/斤，仅够运费，西瓜也真是生不逢时。一个生产季节就这样白费力气地过去了，无钱可赚，负担却不能因此减轻。农业生产效益不好，直接导致粗放经营或农田抛荒。这样一来，农民上交税费，就*外出打工或其他途径的收入来支付。农民工干的多是力气活，远离家乡和亲人挣得的辛苦钱还要弥补农业生产的亏损，即使负担不重农民也感觉重。

3、农民负担重所表现的另一个特点是负担不均。在农村，不管你是正在上学的小孩子，还是白发苍苍的老大爷，只要你是农业户口，有了责任田，就有一份负担。这些没有劳动能力的人本来就是家庭的供养对象，他们却要上交农业税费。责任田你不想种，退也退不了，无人接收。这笔负担最后还是由家庭劳动力来担负，能说负担不重吗？负担不公还表现在税费均摊上。我们知道农业生产条件各个地方不同，农民投入产出比也不相同，但往往负担一样。我们把目光稍稍放远一点，就不难发现，离退休老人有退休金。农村的老人要为国家负担，城里的老人国家要为他们负担。这样就无法比较了。这里我有一个小小的想法，农村超过劳动年龄的老人是否不用负担农业税费，供大家探讨。因此农民喊负担重不光是客观存在，而且还有一些复杂的主观情绪。

综上所述，农民负担重既有体制上的原因，也更受制于经济基础的薄弱。减轻负担仅*乡镇政府还远远不够。我们安徽进行的农税改革，初步遏制了农民负担上升的势头，并且总量上有所下降，这是一个好的探索，同时我省正在进行机构改革，乡镇干部分流、下岗、提前退休，力争减少财政供给人数。这些措施对减轻农民负担都有非常积极的意义。所以为农民减负，要全社会的努力，也是全社会的期盼。

农民问题与中国的政治生态

在时下关于农民问题的激烈讨论中，常常牵涉到对政府作为的分析，并且不免浓厚的情绪浸染其中，而冷静的、具有建设性的分析似乎并不充分。已经有学者提出农民问题之政治方面的深刻背景，从而将话题引入一个更有前景的领域。笔者所学非关政治学，但也深深认同从敏感的政治视角切入问题的必要性。

因为，既然制度在其中的作用、从而制度设计者的政府的作为被公论认为已如此至关重要，政治上的分析也许就不可避免。而尤其重要的是，站在政府本位的立场看问题，这种政治上的分析才会是具有主体性和成为可操作的。从高度务实的角度说，政府不得不在众多彼此冲突的利益集团之间寻求妥协而得以运作，所以，中国的农民问题，其政治上的根源一定在于，农民在政治上作为一个利益集团是最软弱无力的。在政治决策上也就顺理成章的在某种程度上被忽视。强势利益集团所要求的、眼前的利益，对于一个“政治人”（模仿“经济人”之说）的政府来说，往往是最真实和难以抗拒的。来自早已坐大的各种利益集团的巨大压力，并非政治家的个人良知和施政能力所易于对付的。建国以来城乡二元的统治方式下，可能因决策者出于稳定考虑而致的农村民主化进程的严重滞后，更使农村和农民的声音为二十年来大大成长起来的集中于城市的势力发出的喧嚣所淹没。因此，农民的政治地位在二十年来的显著失落当然会使今日的农村和农民问题变得触目惊心。

作为理性、追求全民族复兴的政府，应当看到农村和农民问题早已不是一个单纯的“公平”问题了。农民是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在政治上的地位如此之低，所导致政治架构的失衡可就大有意味。完全抛开纯粹道德层面的讨论（这种讨论很难有多少操作性），仅从政府维护自身权威和着眼长远的视角观之，也足以见其条理。

政治架构的严重失衡必会导致经济上基本结构的失衡，从农村购买力低下所导致的通货紧缩可见一斑，进一步考察，农村和农民问题如不逐渐解决，必定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不能逾越的障碍。关于这一点，诸多论者已经达成相当程度上的共识，而要寻得实实在在、立竿见影的解决之道则仍然显得渺茫。事实上，寻求政治上稳定的动机在此不能得到直接的共鸣，而从经济视角所看到问题的复杂性却足以使其望而却步，故这种分析很难促成、甚至实际上阻碍着政治上采取行动的可能性。

所以，对于政治人的立场而言，从政治稳定的长远甚至当下的要求讨论农民问题的严重意蕴，才会是足够切题的。于是，这样提出问题也许更有设身处地的说服力――放任当今农民问题的恶性发展，政府就将注定失去将农民这一最大的弱势利益集团作为筹码而可能拥有的政策空间，政府作为将变得日益局促，甚至最终可能被少数利益集团所“绑架”。这似乎是一种迂远的杞人之忧。然而拂之不去的直觉告诉我们，政治生态的完全失衡如同自然界生态系统的失衡一样，必定会导致大混乱的危险。这其实是不能回避的问题。简洁地说，容忍剥夺和压制农民权利，容忍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因为组织资源的极度匮乏而成为高度组织化的强势利益集团的牺牲品，使政府失去制衡和约束强横的少数利益集团的筹码，中央政府就终将陷入被后者挟持的危险中。事实上，容忍对农民的压迫和农村贫困化，以至其陷于绝对的弱势地位，如同漠视对国有资产的侵夺一样，会使其成为另一种异化势力成长的温床，一种被动的腐蚀剂，正如被弃置的肉反成为滋生蛆虫的原料一般，肉不烂尽，蛆生不止。于是，积弱的农民短期内的确并不会成为政权的直接威胁，但必定会曲折的、以简直是反讽的方式造成危机四伏的境地。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正是强调政治的微妙，强调要照顾到每一个方面，并在其间保持平衡；而不能只是看到一面，固执于一极。没有一个多元的政治架构（何况农民的巨大人口比例），政府的生存空间和操作空间就极易于受到挤压，难以左右逢源。因此，多元和平衡的政治生态才是理性政府的明智选择。扶持弱势集团而制衡强势集团，在多种力量的角逐中周旋而左右逢源，使政府处于强有力的地位，从而保证政府的持续强势生存，向来被证明是具有政治远见的做法，也是中国国情的要求。所谓中央政府权威的相对式微，往往是由于基层和地方权势集团的坐大所导致，而不是直接因为民众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冲突。关键之处正在于此。若政府没有造成少数既得利益集团必须有所顾忌的集团制衡的局面，就只好在其有形无形的挟持下、因其力量的迅速壮大而相对落到弱势地位，诸多政治理想也就难以越过重重阻力而得实施。腐败势力则会恣意繁殖，挟其盘根错节之势而不惮对抗中央政府，最可能的是以消极的不作为使中央政府无法令行禁止，以满足其特殊的、无遏制因而无止境的利益要求，为此不顾政府的存亡绝续，此种情势并非耸人听闻的空想。细细想来，在看来似乎无有尽头的强势弱势急剧分化的舞台上，自然法则其实是设定了界限的。而在政治中，相信某种界限，也就必须承认类似这样基本的辨证法，这种上下之辨。或者，反过来也一样。

例如，我们常将自己和印度相比而感觉优越。而在我看来，印度的问题正是以上生态失衡后果的演示，从而让我们看出问题的可怕而足为鉴戒。印度的可悲，很大程度在于她至今不能改变的种姓制度，和庞大的*民阶级。于是，我们忧郁地看到，低种姓人群包括*民群体,从底层由下而上，以消极的、被动的方式，起着一种奇怪的、巨大的、而且是支配性的作用，成为印度社会最意味深长和最致命的诅咒。至少在短期内，任何积极有为的政治理想，要想清理这超稳定结构的、久久不流动而散发出毒气的一大池死水，都令人感到无望。无独有偶，所谓拉美化，背后的问题也不过与此类似。这种瘟疫的逐渐发作，显示出政治生态严重失衡的另一种阴柔隐晦的后果，不是强势利益集团所着意防范的从下发起的剧烈社会动荡，反而是无力反抗导致的平静的稳定，当然还有完全失去制约的另一群体的横暴，成为最深重和令人难堪的社会政治痼疾，当然，如上所提及的，经济学精心论证着的繁荣之梦在此也不会幸免于难。谁想到平等和道义竟然是这样写入经济分析的方程式、在众人的无视和漠视中以这种方式讨回自己的份量呢？

接下来的问题是――对于并没有种姓制度传统而大同理想从古有之、于今未泯的民族国家而言，是否要冒这样的风险，即在激烈变革和格局重塑的时代里，因为未能着力维持基本的政治经济生态之平衡，而在马太效应之下，出现可怕的“印度化”或“拉美化”的趋向？这又是耸人听闻吗？想一想巨大的农村人口数量，想一想麻木卑下的进城民工的表情，想一想某些飞扬跋扈的农村基层组织乃至县乡政府对农民利益的非法剥夺，对农民政治尊严的轻蔑践踏，以及农村教育的萧条，……治国者盍思之？

我们还可以说得再远些，就会碰到如今渐得其名分而又被一些反讽的现实弄得不尴不尬的制度话题吧。因为当今之世，满耳听得见人们在喊：制度！制度！

但在上述想法不可遏止的暗示下，我们不禁要斗胆表示一点怀疑：流行意义上的、当下中国语境中的制度是足够的吗？实在的，制度的建立和维持运作是需要来自利益引导的巨大力量的。没有利益集团之间比较平衡的角逐，制度的大厦绝不会建起，徒有其表的制度华屋也会马上坍塌。普遍的腐败（包括司法腐败）自有其强横的势力（几年前我看到山西绛县法院被称作“活阎王”的姚某，以其科级职衔，累累恶行，竟需****、罗干的屡次亲自批示才得处置，一审间还能享受特殊待遇，从容串供，足见中央政府的最大威胁是来自何处――它显然不是来自弱势而常常无告的农民），若无对基层民众尤其是广大农民的政治权利的扶持(通过农村基层选举的试点推广赋予其选举权；通过组织农会赋予其组织资源)，这股威胁势力将愈益壮大，如入无人之境。没有作为这股势力之对立面的广大农民在下的强有力制衡，仅*国家机器围绕缺少真实基础的制度设计去运转，如何才能够胜过它？腐败势力对中央政府已成心腹大患、燃眉之急，由于农民在政治上的相对缺位而导致的中国政治生态的严重失衡，既是最广大范围内腐败势力迅速自下而上滋生、成长和壮大的土壤，也是中央政府缺少真实的政治力量对其进行有效制约的原因所在。脱离基本利益格局和政治权利格局的调整而侈谈制度，无视基本面的政治生态失衡而幻想生硬安排一种万应灵药的制度，这徒有名分、缺少利益机制引导、被悬空的制度又会有何用？

而一切讨论的底线一定程度上就系于政府和政治家的理念了。就这一点说，我们愿意抱乐观态度。中央已将农村和农民问题列为头等大事，而它也的确是头等大事，是中央政府权威的生命所系，是中华民族的千年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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