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普洱烟草专卖局招聘考试申论热点（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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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论热点：媒体热赞王幸福维权

《中国青年报》：不要再让农民"失语"

读过《半月谈内部版》对这一事件报道的人，理应为王幸福"铁肩担道义"的精神感动。同时，我们这个社会也有必要进行深刻反思：如何看待农民手中的笔?怎样让更多的农民来表达这个占中国人口多数的利益团体的利益诉求?想表达和做出了表达的农民绝不只是一个王幸福。可是，社会对农民的表达的冷漠，一些人对农民利益主张的封堵，才使农民这个庞大的利益团体大面积地"失语"。农民这个利益团体的"失语"。主要不是农民"素质"问题．而是相当一批人对农民的表达闭目塞听，这个社会没有给农民提供主张自身利益的讲台。(作者：孙兴金7月2日)

《中国经济时报》：向王幸福致敬

笔者由衷地敬佩王幸福：如果没有王幸福，可能中国农民就要一直背着"暴力抗税"这只黑锅：如果没有王幸福，可能中国农民的血泪上访还在被制造不安定因素、刁民闹事等罪名诬蔑1200余户"钉子户"中无一农民真正抗税折射出了什么?折射出了国家政策信息依然不够畅通，折射出了地方政府有令不行的胆大妄为，折射出农民权益维护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一句空话!

宜阳县政府的做法颇值得玩味：一方面他们感谢王幸福的调查，聘请王幸福为农业税收监督员．并向他支付了调查补偿费用；另一方面，责令乡政府退还去年的罚款及扣押物资，却不处理责任人。这样的政策，显然是在安抚王幸福的同时推卸责任。(作者：刘利军7月1日)

《南方周末》：王幸福何以让人感动?王幸福的所作所为深深感动我的原因有很多，比如他超人的胆略勇气

常人难以想象的坚忍耐心，以及质朴善良的心灵等等。其中最让我感动的要数王幸福的身份。刚刚颁行的行政许可法使以往传统的“公民义务本位、政府权力本位”提升为“公民权利本位，政府义务本位”，从而避免了王幸福“上访”可能的不幸，催生了王幸福今天的“幸福”。(作者：赵晨光7月8日)

《人民日报·华东新闻》：从一个农民的自费调查说起

近些年来，从政府官员到专家、学者，为农民代言的不少；也有相当一部分有胆识、学识的农民，将身边发生的不合理现象诉诸文字，向上传递。但是，真正以社会调查方式详细解剖问题，反映群体性不公正遭遇并提出实质性建议的，王幸福应该是第一个。王幸福的调查报告所传递的，不仅仅是当下中国农村真实现状，还有一个群体的觉悟与成熟。(作者：郝洪7月2日)

《凤凰周刊》：诊断农村暴力征税之源

目前中国的官民比例已经超过了过去，农村基层的政府机构庞大，冗员增多，这些人要吃饭，就只能向农民身上找，所以暴力征税、乱摊派、乱集资、乱罚款也就层出不穷。(作者：欧阳斌7月8日)

《新华网》：九亿农民不能寄望于王幸福式的侠士

王幸福事件(见6月30日《半月谈内部版》)给我的震撼，主要还不是因为暴力征税的无情和血腥。王幸福这种近似孤胆英雄的行为提醒我们，让农民有一个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应该立即得到上级有关部门的重视并提上议事日程，再也不能继续拖延下去了。九亿农民的幸福．不能建立在"王幸福式的幸运"之上，而应该建立在坚实可*的制度基础之上!(作者：郭松民7月2日)

《人民网》：但愿"王幸福现象"今后不再出现

暴力征税与腐败完全不同：凡权力腐败，都是在阴暗角落里偷偷摸摸进行的，且大都是个人行为。征税是政府在行使自己法定的权力，是阳光下的、有组织的、非个人的公务行为，有时甚至还是借助于国家机器的"兴师动众"的大行动。这些"动静"整得如此之大的事情，只要政府领导、上级政府、众多官员不是聋子、瞎子，根本不可能全都浑然不知。(作者：刘以宾7月4日)

《生命网》：尊重农民的生命尊严生命诚可贵。王幸福现象警示社会：九亿农民的生命尊严绝不容漠视和

侵犯!(作者：祖显春7月6日)

《新京报》：理性看待"农民暴力抗税"

王幸福报告只向农民一方面了解情况，是否全面、准确反映了整个情况，值得商榷。宜阳县政府在没有进行认真的实地调查和核实情况下，就做出六点意见，目的无非是考虑到有上级的关注和有关部门的过问，尽快平息王幸福的报告，避免带来麻烦。(作者：孙之斌7月1日)

《中国经济时报》：是谁导演了230起虚拟"暴力抗税案"

是不择手段逐利的"执政观"在导演这幕闹剧。一些地方基层政府机构过于臃肿庞大、官员竞奢攀比之风严重。所有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在领导脸上贴了金．却由收入菲薄的老百姓为其埋单。政府在超出群众承受力的情况下与民争利，就是暴力征税现象出现的最直接原因。

是基层官员粗暴蛮横惟我独尊的"老大"作风在导演这幕悲剧。税费征收标准不公开、不透明，多收滥收，违反税法。收税干部成了"打砸抢"小分队．不仅不尊重纳税人权利，而且随便往农民头上扣"暴力抗税"帽子。这样的官员以暴力行政破坏党群干群关系，根本不配做人民"公仆”。(作者：张培元7月1日)

《大众日报》：为何站出来的是"王幸福。

为什么这个暴力征税事件，是由农民王幸福那饱含着泥水、血水、汗水和泪水的报告而揭露的，而非有关部门督察检查所得出的结论呢?我们期待的是，谁破坏了公权力的信誉，谁就应该为此付出代价。(作者：朱四倍7月2日)

《燕赵都市报》：农民为什么自费调查征税矛盾

只有一个答案．就是他已经对当地有关部门提供的行政服务极度失望，才越俎代庖地替政府部门尽"义务"。(作者：朱金中7月2日)

《南国早报》：王幸福的幸福与不幸

若以为王幸福的孤军奋战收到了最佳效果，那么恐怕还是有些天真。虽然迫于上面的压力，宜阳县大部分乡镇把去年的罚款及扣押物资返还给了农民，但对相关责任人的处理却迟迟没有结果。如果不对"打砸抢"的执行者们进行严厉惩处，对于暴力征税的处理恐怕还会如同转瞬即逝的阳光，根本无法融化暴力执法的坚冰。

申论热点：还有多少“红楼”在等着贪官？

目前正在庭审的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张执新、张执文兄弟黑社会性质组织案，涉案犯罪嫌疑人126人，查缴黑恶资产总价值1.2亿元，查出包括原齐齐哈尔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王瑞在内的13人为这个团伙黑恶“保护伞”。笔者注意到，张氏兄弟开设有华新宾馆和华新浴宫，他们给一些官员发了消费“金卡”，持卡人可以在宾馆和浴宫免费享受吃、喝、玩、乐服务。张氏兄弟还在宾馆一些房间安装了录像设备，将一些官员玩乐的陋行录了下来。专案组查获了一些录像带，里面的镜头不堪入目。（《中国青年报》８月１６日）

张氏的宾馆、浴宫，又是一座“红楼”。几年前，厦门远华赖昌星特大走私案案发时，人们就发现，远华总部被当地人称为“红楼”的7层小楼，开设有餐厅、舞厅、桑拿浴房、客房等多种享乐功能。在有关场所，赖昌星安装了录像设备，录下了不少腐败官员的陋行。张氏兄弟的宾馆、浴宫同“红楼”的作用何其相似！看来，掌握一些官场要员的不良行为资料，是黑恶势力同官员打交道的一个“渠道”。

为什么黑恶势力都爱建“红楼”？这可能是黑恶势力生存、发展的需要。官黑勾结、警匪一家，是黑恶势力发展壮大的基本途径，古往今来，概莫能外。黑恶势力都需要拉拢贪官。黑恶势力毕竟干的是黑道，见不得阳光，也是各级政府各个时期都要严打的对象。为了逃避打击，回避麻烦，黑恶势力需要有关方面高抬贵手，能够睁只眼闭只眼。“拉拢”当然就需要有“拉拢”的手段，“红楼”便“应运而生”。光是让有关官员“高抬贵手”还不够，如果哪天官员一不高兴不“抬”了又这么办？于是黑恶势力为了让某些要员长期“听招呼”，便想方设法控制对方。“声色犬马”的记录，足以让贪官名声狼藉、自毁前程。因而黑恶势力都会想到建“红楼”。黑恶势力需要依*贪官，官黑勾结，是一种风险最小、回报最大的投资。有时贪官一张二指宽的条子，就能给黑恶势力带来千百万的暴利，或是官黑合伙经营，共同发财，这比什么利润都来得方便快捷。在送钱物的同时，还有什么比“红楼”更能成为实现目的的手段呢？

张氏的宾馆、浴房这类“红楼”，并非特别，其实目前在一些地方，或隐或现都存在。这些“红楼”的功能，是否同远华的“红楼”、张氏的“红楼”完全相同，不得而知。但其中的许多“功能”，是基本相似的，这一点可以肯定。要不，一些地方的这类“红楼”，又怎么会让众人经常指指戳戳呢？

所以，我劝贪官们还是小心为妙。贪官的陋行，不仅日日受着民间“拉清单”的监视，而且也受着黑恶者、行贿者的“录像记录”威胁，说不定哪天会“翻船”。黑恶者、行贿者不会是慈善家，都偏爱给贪官们“送好处”而不要“礼尚往来”。也许他们在“送好处”时，就有“红楼”的“摄像头”盯着！

面对“红楼”，官员千万别掉进了“红楼”的温柔陷阱！

申论热点：能官犯事儿”折射出什么

8月13日的《人民日报·华东新闻》一版，有一组关于“下跪市长”的报道值得注意。在报道中记者通过采访有关熟悉李信的当地人士，回顾了李信落马前的主要状况，从“一个‘好学上进’的拖拉机厂工人”，“一个‘勇于开拓’的机械设计院院长”和“一个‘立下汗马功劳’的高新区管委会主任”三个方面进行了概括性介绍，并得出一个结论，李信在成为“罪囚”前是一位“能人”、“能官”。在通讯报道的旁边，又配发了一篇记者采访手记，直截了当的提出一个问题：为何“能官”更容易“犯事儿”？

这几年出了一些“一手搞发展，一手搞腐败”的所谓“两搞干部”，在他们事发后，许多人不去深挖导致腐败的制度性根源，反而时常要惋惜一番。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呢？要说“能”，我觉得已经伏法的河北省国税局长李真最能，20多岁利用当秘书的身份就把河北省的高官玩于鼓掌之中，30出头就官居要职，试问当今政坛有几人有此能耐？但是，现在评价他们的能耐有什么意义。不管有多能，只要能力没有用在清清廉廉的为人民谋利益、谋幸福上，就已经辜负了人民赋予的权力，就已经违背了党的执政宗旨，就已经成为了人民的罪人。但是，有许多人并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思考。

在“能官犯事”的背后，是一种人治强权的思维在作怪。被这种思维所推崇的所谓“能人”，大多数都有敢于违法行政、越权行政、违规行政、暴力行政的所谓“魄力”，正是这种“魄力”更加强化了人治化而非法律化的官场环境，使许多官员在成为权力执行者的同时也成为权力的绝对拥有者。有许多历史经验证明：权力的绝对拥有者，不可避免的都会成为权力的腐败者。

“能人”执政并不是一种好现象，“下跪市长”的人生两面性也决不是个别。人都是复杂的，都是有私欲和私利的，任何从政者并不比常人高明多少。如果用权不守规矩、不受监督，修养再好的为官者都有可能释放出内心贪婪的一面。在一个法治政府里，被人民选举到各级岗位上的权力执行人，只有称职和不称职、守法和不守法的区别，何来超人的“能官”一说。

在李信的身上，我们看到，建设一个法治政府的任务，还很艰巨。

申论热点：让权力不再成为贪官的“资本”

又有两桩腐败案件见诸报端，这两个案件虽然官员身份不同，却颇有耐人寻味之处。一是山东的李信，利用担任济宁市副市长兼济宁市高新技术企业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的职务之便，为他人牟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另一个是北京的毕玉玺，在出任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首都公路发展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期间，从1994年至2003年间，利用职务之便，通过介绍、推荐、打招呼等方式，先后帮助多人在五环路等公路建设工程及其相关配套项目上，牟取利益，涉嫌收受他人贿赂6000万元人民币。

无论是李信，还是毕玉玺，之所以能够受贿，就是手中握有重权，都曾拥有项目和投资的审批决策权。这种职权本是国家和政府赋予此岗位的监督和管理的权力，却被这些贪官们转变为敛财的工具和腐败的资本，所居官位也演变成了出售权力、中饱私囊的“肥差”。五环路工程牵出的毕玉玺，在该工程规划、建设、招标中，关照过的许多项目都出现了违背市场规律的畸高现象，仅以信号灯为例，其价格就比市场价格高出几倍。

在许多工程中，类似的“腐败成本”支出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因腐败而落马的毕玉玺，在交通建设中，并不是第一个，也决不会是最后一个。公路建设投资巨大，动辄几十亿，上百亿，从中捞上几千万，甚至上亿元，也不会显山露水。更主要的是，毕玉玺们并不是项目的真正出资人，国有资金作为道路建设来源的主体，是国家代表公众来投资建设。由于体制的弊端，这些人既充当投资者，又是管理者，谁也不用对投资负责。于是这些*出售项目权力而获取私利的蛀虫们，却很少受到监督和约束。仅从1997年以来，就有贵州、四川、广东等9个省份的十多名交通厅长、副厅长们相继落马，河南更是创下三任交通厅长“前腐后继”的犯罪纪录。

贪官并不是天生的，权力的垄断化、个人化、暗箱操作，必然导致腐败。早在上个世纪初叶，鲁迅先生就嘲笑过，在中国最赚钱的生意是所谓“革命”，无非是军伐混战，攻城略地，其目的就是为了个人夺权，有权便能生财，在今天也有人叫嚣：“投资贪官最赚钱”。

投资贪官就是收购权力，行贿者因收购权力而收获巨额利润，而受贿的贪官却滥用职权，坑公肥私。权钱交易之所以能大行其道，实质上是因为掌权者将权力个人化，个人垄断职权而不受制约。长官意志，也就是个人意志完全可以左右项目的投资建设。有的贪官为了疯狂敛财，更是为所欲为。这种不受监督约束的权力和不受限制的自由裁量权，从一个侧面见证了制度建设的滞后和制度执行上的软弱。

“一切都由自己说了算”，这是贪官李信的一惯作风。为了标榜政绩，吸引外资，李信在任何手续都不办的情况下，就对投资者漫天许诺，而投资者却敢因李信的许诺而投资，投资之后又是进退两难。一个开发区的主任招商引资，不按章办事，*空口无凭的许诺就能引资，这也充分表明了开发区的管理根本没有什么章法，领导者个人表态远比制度管用。李信最终堕落成利用职权牟取私利的贪官，这主要是他个人极度膨胀的贪欲造成的，但同时不容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如果在制度健全且执行有力的前提下，李信、毕玉玺们的贪心，就没有了生存的土壤。

权力，只有炙手可热的权力才是贪官们敢于索贿受贿的唯一资本。而权力缺乏必要的限制，权力操作的不透明往往是产生腐败的必然原因。今年7月1日实行的《行政许可法》以规范行政许可的设定和实施作为出发点，从而达到从根本上和制度上来防止和治理审批权力中的腐败。“一石激起千层浪”，以《行政许可法》实施为标志，陆续出台的相关政策，对职务权力的规范和操作有了更加明确的规定，新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从体制上杜绝了乱上项目，在项目招标和建设中权力正在淡出，市场越来越有效地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阳光是最好的除腐剂。与《行政许可法》精神相一致的各个领域的权力运用的听证制度日益深入人心，官员在行使权力时，更加公开透明，按程序依法用权已是必然，公共投资与项目建设的管理也会走向公开化、程序化、制度化，权力的暗箱操作将无法生存。阳光下的权力运用，必将使行贿者无处行贿，受贿者也无处索贿，贪官们腐败的前提终将被斩断。

尽管彻底铲除腐败，依然是任重而道远，但对权力的规范和限制，必将从源头上扼制腐败的蔓延。在这种情况下，权力之于那些热衷于腐败敛财的贪官来说，不仅不能成为他们赖以腐败的资本，反而会成为葬送他们自由乃至生命的把柄与“命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