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普洱烟草专卖局招聘考试申论热点（二）

申论热点：官员“无奈”实乃“无为”

被誉为“浙江第一镇”杨汛桥镇的“增长至上”遭遇调控之痛，面临“非常困难”。尽管镇党委政府痛下决心，及时调整思路，彻底告别融资之后片面扩张的方式，但仍然引发了干部群众的深层思考。他们认为“增长至上”的根源是“受考核的影响，地方政府成了这一轮投资热的主要拉动力量”。

思考中冒出一个耳熟能详的词：很无奈。为何无奈？据悉是“县里要对我们进行考核。今年财政收入要达到多少，工业产值要达到多少，都是硬任务，不能不完成”。“县政府同样无奈，因为上级政府也要对他们考核”。（见新华网2004年9月8日电）显然，“无奈”乃产生于考核。那么，“无奈”值得同情吗？

“无奈之举”不是求实之举。杨汛桥镇某些官员的无奈是迫于上头的压力。这个压力表面上看是在抓经济，但由于背离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造成了难以平复的巨痛。这种压力的背后折射的是令人厌恶的“政绩观”：只看增数字，不看综合效应；只看外部拉动，不看可持续发展。“无奈”彰显的是对片面政绩观的默认与追求，用句通俗解释就是委曲求全。

但是，官员的“无奈”难以被群众理解。“无奈”之所以不能被群众同情，还由于“无奈”本身也是一种“无为”。何谓“无为”？就是无所作为。面对层层下达的形式主义考核任务，基层官员以无奈应之，以“斧头打凿凿入肉”推广之、贯彻之，做了无奈的俘虏。诚然，在某些形式主义盛行的地方，面对上级不符合实际的所谓考核，作为下级，抵制是有一定难度。但并非一事无成。因为形式主义的考核，考出的不是推动经济进步及人民利益的硕果，而是为某些官员普升加爵的政绩光环。因此，只要立党为公意志坚定，方法得当，同样可以避免犯错误。可以说，对形式主义考核的“无奈”也折射出某些官员的“无为”。

官员必须有为。这是执政为民的体现，也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必需。有为者，也就是秉公执法，联系群众求实创新者。只有有为，才能有位。这应该是新时期为官的准则。对形式主义表现出“无奈”，从一个角度证明了某些人思想上仍然没有摆脱“唯上”观念，没有真正装上求真务实的观念。杨汛桥镇某些官员的“无奈”给各地人们上了一课：警惕无为思想侵蚀。

申论热点：女公务员着装规范不是小问题

之所以要谈谈女公务员着装规范这个小问题，是因为浙江省一些部门开始把这个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了。

据《东方早报》9月1日报道，吊带衫、露背装、紧身裤这类性感的衣服，浙江档案系统的女公务员在上班时不允许再穿了——近日，该省档案局颁布全系统《女公务员办公礼仪规范》，在着装、语言、交往、行为4方面对女公务员提出了要求。据悉，制订专门针对女公务员的礼仪规范，在全国还是首次。

规范把“服饰美”摆在第一条，要求女公务员的“办公服装应合乎身份，庄重得体、朴素大方，忌过于前卫招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自身修养与素质”。同时规定，在工作中及正式场合，着装不应过于单薄紧身，内衣不应外露，佩带的饰物以少为好。

这次浙江又开了全国先河，而且是关于女公务员着装规范问题，这个头开得好！因为在办公室工作里的着装，虽然是个小问题！却确实有必要重视并规范一下了。曾几何时，办公室里的着装问题，主要是针对男性的。一些男同志穿着过于随意，对机关部门的形象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于是一些有针对性的规定诸如不能穿拖鞋、背心、西装短裤进办公室等等便提了出来。几年下来，这些现象便渐渐在机关中消失了。但随之出现的一种新的现象，让人们感觉到这个社会变化之快，那便是女公务员的着装问题。现在到机关大院里看看，一些女性的时髦前卫，绝对不亚于大街上的流行色，着实让人大跌眼镜：衣裳是越来越短越来越小越来越薄，裤子或裙子也长不到哪儿去，还有踢踏踢踏响彻走廊的拖鞋声。呵呵！以往男性有过的缺点，现在又以另一种类似的形式在女性身上表现出来了！

办公场所不是随便逛逛的超市，也不是休闲的娱乐场所，女性公务员的着装不能过于随意化、个性化。虽然这仅仅是解决外表方面的小问题，但必须从解决这些小问题着手。“小处不可随便”，女公务员的整齐、稳重、大方，是非常重要的。人们对女公务员的第一印象，大多是从服饰开始的。从解决着装问题着手，进而解决在女性公务员中存在的其他各方面问题，也许是一个非常好的突破口。

另据报道，浙江省档案局的《规范》还在语言、交往、行为方面对女公务员提出要求，如“工作或日常交谈中应自觉使用文雅词，回避不雅之词，更不能讲黑话、黄话、怪话”；接待来宾、听电话、要求他人帮助时应使用“请”、“谢谢”等专用语；与外界人士交往时不忘维护政府形象与个人形象，注意举止等。

办公室的女性，跟上时代的步伐是应该的，但不能过于时髦。对女性公务员的着装进行规范，确实有必要。

申论热点：法官为何月收8000？公务员收入悬殊大

同级别的公务员，在“肥差”部门月收入竟然是“瘦差”部门三五倍。据最新一期《瞭望东方周刊》报道，北京市启动了“阳光工资”改革，力求解决部门收入“两极分化”问题，法院，税务、工商等传统“强势”部门皆感到“秋凉”。如北京朝阳区法院的一名普通审判员，月收入在8000元以上，经过这次改革，收入“降了一半多”。对此，一些法官表示很“气愤”：法院工作特别繁重，如果一味按照行政级别定收入标准，那还不如找个清闲的机关过舒服日子。

一位普通法官，月收入何以拿到8000多元？据报道，法官除了国家规定的工资，每办一个案子都有加班费，还有月奖、季度奖、年中奖和年终奖。更重要的是，法院的收入主要来自诉讼费，诉讼标的越高，诉讼费就越多。由此可见，法院处理的案子越多，法官的收入也越高。

表面看，诉讼费收人多寡和法官收入挂起钩来，体现了多劳多得。人们不禁要问，有收费许可的“肥水衙门”，可以为部门多劳人员发补贴，发奖金，那么，没有收费许可的清水衙门，拿什么体现多劳多酬？还有，趋利乃人之本性，让法官收入与诉讼费挂钩，个别法官会不会置诉讼费于法律之上？前两天就有媒体报道，某法院为不断获取诉讼费，按照建行意图接连搞了52起假判决、假调解、假执行。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晨光教授也认为，法官收入与诉讼费挂钩，违背了司法宗旨。

更为关键的是，前面提到的所谓多劳多得观念，很容易混淆人们对党政机关司法机关的正确辨识。我们认真看一下，法官所获得的额外收入，与劳动关系大还是与权力关联大？事实上，目前公务员收入的差异，与公务员本人劳动量没有太大关系，决定因素是部门权力的深度和广度。

可见，对于月收入达8000多元的法官，不“削峰”怎能行？不可否认，不同岗位的工作繁重程度和压力是不同的，如果只是“一刀切”地处理公务员的收入问题，就很容易走回平均主义的老路。要解决这种差异，可以考虑通过岗位工资等形式解决，区分出不同级别的岗位，区分不同行业不同性质的岗位，划分档次，按级按岗确定收入水平，但中间差距幅度不宜过大，并要公开，绝对不能与部门创收挂钩。

消除公务员收入的严重差别，已不单纯是一个收入问题，更是事关党风政风的政治问题。当然，部门收入差别的缩小，不可能一蹴而就。北京市正在进行的“削峰填谷”式探索，是一个好开端。

申论热点：“审计风暴”之后的中国决心

6月23日，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上，国家审计署署长李金华提交了一份堪称令人触目惊心的

“审计清单”。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盛华仁就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检查《土地管理法》实施情况

做了报告。

李金华的报告中可归纳出五大问题。

其一，侵吞国家财产，挪用公款，套取救灾、教育、奥运、国债等专项资金，政府部门从中央到地方均有

涉及；其二，银行缺乏监管，内外勾结，违规贷款及其他金融违规业务数额巨大；其三，偷逃税款，税务部门

有税不征、违规缓征，甚至严重渎职；其四，开发区滥占土地，一些地方政府倒卖土地，违规批地；其五，民

营企业骗贷或违规贷款问题。

由此看出，清查出的违规主体首先是政府机构、官员及国有企业工作人员，其次是国有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以

及民营企业或个人；违规目标对准国家财政、税收、银行贷款、土地等；主要行为是侵吞、诈取以及其他非法2004年7月12日手段占有国家财富，具有“掠夺性”的共同特征。

这仅是抽查后的结论，暴露了政府一些管理制度失灵，法治不彰。人大常委立即针对这些问题要求有关部门进行彻查。

近一时期，中国因经济过热而实施调控政策。引起“过热”的原因主要在于政府主导的投资过热，包括

“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圈建开发区等。另一个原因是房地产过热，这也导致损害居民利益的拆迁成本转嫁政府。

地方利益已经令中央经济调控政令通行遇到阻碍；腐败如果继续蔓延，将使政府的控制能力进一步降低。权力与资本结合导致不合理的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亦会影响社会稳定。因此，中国的经济调控除了制止没有效率的过热投资，也需制止失去制度控制和法治约束的发展，建立一种新秩序，依法治国，保证和落实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

中国新一届政府建立新秩序的核心是恢复法律的尊严，实施依法治国战略。胡锦涛主席较早就提出“遵宪”的主张。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成立法规审查备案室，维护法制的统一和尊严，学术界对成立宪法委员会也达成共识。

今年年初，中共颁行《党内监督条例》和《党纪处分条例》，党内述职述廉等新措施走向制度化。国务院近日也发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要求在10年内建设起“法治政府”；7月1日将实施的《行政许可法》将规范目前广泛越位的行政机关，而此前的官员“问责制”已经令多名高官落马，反腐败也越来越深入。

其次，中央政府正在全力改革问题丛生的金融业。今年年初，政府动用外汇储备注入中行、建行；近日，央行亦发行票据收购这两家银行1000多亿元的“可疑类贷款”，并加快建行、交行等银行的重组，尽快实现上市。央行行长周小川近日表示，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将不太可能再剥离，立法部门也在探讨制定金融机构破产办法。

第三，启动新一轮税改，规范企业税收。国税总局近日下发通知，要求加强欠税管理，加大清缴欠税力度，在新的税改实施前树立税法权威。该次清欠工作要求建立欠税催缴制度和欠税档案。

第四，中国的资本市场未来将面临国有资本逐步退出，所有市场问题由市场解决，用法律的手段收拾局面，股市将在运行方式上与国际接轨。

第五，建立全国市场体系。6月初商务部发布《全国商品市场体系建设纲要》，提出完善法律制度、加快市场主体改革、加强宏观管理，形成全国统一市场。商务部等7部委近日发出通知，清理市场经济活动中的地区封锁，要求各级政府清理“地方保护”文件。

第六，严格土地审批制度，清理乱占土地。未来征收物业税将由中央统一制定方案，各地不再自己制定试点方案。

第七，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破产法草案》亦于6月21日提请全国人大审议，2000家经营困难的国有企业将通过“政策性破产”退出市场。

上述措施还属于规范、整顿性质。近日，国务院肯定了新闻媒体在违法拆迁中的舆论监督作用。《政府信息公开法》将制定完成，未来政府行政必须公开、透明，有利于社会舆论监督。

“审计风暴”起处，此次令人瞠目的公开报告，再次显示了中央政府面对现实、进一步推进改革的勇气和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