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昭通烟草专卖局招聘考试申论范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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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论写作：刹住高校毕业生就业率造假歪风

就业率是一所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的直接反映，真实性是它的生命。只有真实可靠的数据，才有利于教育主管部门宏观调控高校教育资源，并据此出台相关政策。如果用造假的方式“提高”就业率，则不仅提高不了学校声誉，而且将影响到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

据《燕赵都市报》7月7日报道，河北省内部分高校为谋求高就业率，竟然说服学生与就业单位签订假就业合同。日前，石家庄某高校两名应届大学毕业生到该报披露了所在学校让毕业生签订假就业合同的内幕。据说，他们班有10多人因为没有找到工作无法签订就业合同，系里老师“积极”为他们奔走，最后都“成功”地与一些单位签订了就业合同。虽然就业合同是签了，但同学们却不能到这些单位就业，而且这些单位也不对同学们承担任何责任。没有找到工作，却签订了就业合同，这当然是假合同。而据该报记者调查，签订假就业合同的学生为数不少，普遍存在于该校的大部分院系。

尽管从报道中我们无法判断这类行为在该省的高校中占有多大比例，但可以预料，这样的现象绝对不是个别现象。老师帮助学生联系工作单位本是好事，但如果让学生签订没有任何保障的假就业合同，就实在说不过去了。因为，这不仅有违师德，而且还是名副其实的造假行为。因此，这一现象必须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必须想办法坚决刹住这股歪风。

就业率是一所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的直接反映，真实性是它的生命。只有真实可靠的数据，才有利于教育主管部门宏观调控高校教育资源，并据此出台相关政策。如果用造假的方式“提高”就业率，则不仅提高不了学校声誉，而且将影响到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尽管短期内可能带来一定的效果，但这绝不是长期吸引生源的办法。同时，不准确的就业率将可能误导学生填写报考志愿，虚假信息甚至还可能影响教育主管部门。更重要的是，大学教育本来应该是一方“净土”，如此造假却是对社会诚信的“釜底抽薪”。

危害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一些人为什么还乐此不疲呢？据悉，原因就出在就业率这个指标上。报道说，今年，河北省教育部门出台了一份对高校评估的文件，应届毕业生就业率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评估项目，与明年招生计划直接挂钩。为了吸引更多的生源，校方把提升就业率的意图向各院系布置，院系又通过老师向毕业生做工作。同时，假就业合同“提高”了学校的就业率，却对学生找工作没有什么直接影响，加上签订假就业合同可以使学生档案在学校保留半年，不被打回原籍，对于已就业和未就业的学生都是一个比较好的缓冲，很多未就业的学生和未取得单位证明的就业学生，都在老师的帮助下违心地签订了假就业合同。

由于就业压力加大，近来各高校毕业生一次就业没有到位的人数有所增加，这给学校和学生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应当说，这是客观事实，同时也是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后的必然结果。学生的就业难主要是一个市场问题，市场发生的问题就应该通过市场来解决。提高学校学生的就业率，应该通过密切与人才市场的关系，提高专业的市场吸引度来逐步加以解决。只要学生转变就业观念，政府加大服务力度，学校根据市场需求设置专业和提高教学质量，这样的问题会逐步得到缓解。而那种“安排”学生签订假就业合同，造成学生一次就业率高假象的行为，不仅背离教育规律、违反教育法，而且严重损害社会诚信，可以说是害莫大焉！对此，我们不可不察。

申论写作：应正视官员的功利价值观

联系到每年招考公务员时异常火爆的情形，江苏常州最近发生的公推干部职位受冷遇就显得很有些耐人寻味。据６月６日的《中国青年报》报道，常州４月３０日在全国范围内公开选拔４７名领导干部，然而公告发布１个月以来，到昨天为止报名者才３７人。这次公开选拔领导职位除了中院副院长和常州市外事办副主任，其余都是常州各高校的中层职位，而目前竞争相对激烈的则是前面两个岗位，无人问津的岗位多是高校的中层职位。

“公推干部”，已经不是什么新闻，许多地方都有过尝试，不少地方还有相当成功的经验。这种由“伯乐相马”向“赛场选马”式的过渡，是现代政治文明的体现，是一种比较科学的选拔人才的方式。但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公推干部的岗位都是经过“慎重”筛选的，一般都是人们印象中的“清水衙门”，间或地有一些如财政局一类单位的副职，这些岗位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对专业技术要求比较高。即便如此，这类岗位的竞争也比较激烈。这次之所以出现这种意想不到的结局，说到底还是高校的中层岗位太多的缘故。

针对这种情形，常州有关方面认为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之所以出现职位受冷遇的情形，是因为“专业性强”，“能达到条件的人不多”。然而，４７个岗位，有４５个是高校的中层职位，此次公选的职位分布呈如此不对称局面，是导致出现这种尴尬局面的首因。常州此次公选高校中层职位领导干部与此前江苏各地公选厅长、市长、局长的火爆场面相差甚远。有专家针对这一情况一针见血地指出，高校中层干部不像厅长、局长那样吃香，对社会缺乏吸引力就很正常了，这从中也反映出社会对当什么官是有一套很功利的价值体系的。而人民网针对这种现象，就发出了“当官只为功利”的诘问。

官员的功利价值体系是切实存在的，并且是必须加以正视的。什么样的官位具有什么样的含金量，这是连不具有官场经验的老百姓也心知肚明的事情。何止官位，就是普通的公务员，在不同的岗位上也会有不同的工资福利待遇和权力权限，正因如此，才有什么“清水衙门”、“肥缺”一类的说法。有些地方针对这种现象，曾用强制性的手段统一公务员工资福利待遇，即使如此，人往“肥”处走的趋利冲动也不曾停歇。而不时地见诸报端的有人为平级调动至“油水”多的部门、岗位，不惜进行巨额贿赂，也可看出“肥缺”的所谓含金量。而“交通厅长落马”现象，则是这一问题的最现实、最生动的注脚。

对官位或岗位的功利考量，是一种自然的冲动。官员是人民的公仆，这个道理不差。但在制度设计时，不能先入为主地假定官员就一定是个心无尘埃的人民公仆。现代政治理论认为，和人一样，任何政府都是有趋利性的，必须假定其是一个“坏政府”，然后设计制度来扼制和约束它，防止政府使“坏”。对官员一样，必须用各种规范来防止官员滥用权力和资源。如果官员不能随意地支配和滥用权力，那么职位的差别就不会太大，官员对职位趋利“位差”就不那么明显了。杜绝了寻租的可能，所有的同一级别的职位在理论上都是一样的。

正视客观上存在的不同职位的不同含金量，正视官员的正常的功利价值观，则就要求我们规范公权，堵塞漏洞，客观、理性地匡正以往的偏颇，进一步清明正风。

常州公推干部职业遇冷还带来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拿什么样的职位来公推，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和慎重考量的问题，而如果公推的都是技术性、专业性要求比较强的职位，那么公众就会顺理成章地产生如下疑问：不拿来公推的职位都是什么人在把持着？如果对他们进行像对参选的公推干部一样的乎苛刻的考核的话，还有多少人能够胜任呢？